东汉时期文献统称阳渠。曹魏、西晋时期，洛阳城阳渠的称谓，仍可分为城东、城西两部分。城西部分有阳渠千金渠、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等称谓繁多。只于千金 ，千金堤、千金坞、九龙堰、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当属这一时期的阳渠上的一些附属建筑设施。这一时期的这些称谓随时随处而不同。城东部分，有阳渠、九曲渎的称谓。关于九曲渎的名称，《阮嗣宗集》咏怀诗第六十四首有“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诗人以见景生情之手法，充分表达了内心的感情。从诗中可以看到，当时站在上东门（北魏建春门），可以一眼看到首阳山，其间沟壑纵横、垂暮眼帘。阳渠北侧的南北向自然沟，与阳渠成江流或交叉关系，亦正是诗中表达的“九曲间”的再现。为此，笔者又专门踏察过这一区域内的邙山阳坡地形，结果发现自汉魏洛阳城汉上东门遗址至首阳山之间，规模大、流源长的自然泄洪沟正好有九条。东汉人可能因此而得名称之为“九曲”。九曲渎名称与其地名密切相关。《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亦谓九曲渎。”引《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至洛阳。”又引傅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协）凿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们。”因此看来，城东阳渠在西晋时期称为九曲渎，这种称谓当属短期现象。北魏时期，城东、城西统称阳渠，环城阳渠和城南漕运渠道有“谷水”之称。阳渠不称七里涧，七里涧和七里桥关系极为密切，七里桥横跨七里涧。《洛阳珈蓝记》在叙述沿阳渠的里坊、寺院以及其他名胜时，提到七里桥。“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时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开三门，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朱超石《与兄书》云：“（七里）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5年）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太平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城东有石桥，以跨七里涧。”陆机曾为成都王颖入洛，被击败，人死如积，塞满七里涧。郦道元以为“即是涧也。”汉魏洛阳城东约2公里的石桥村，村民戚永安（70岁）告诉我们，传说石桥在今村南，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在村南曾发现过大量的是自、流沙等，为一南北向沟状。我们认为，戚永安所说，方能正是七里涧遗迹。七里涧应与阳渠成汇流关系。唯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曰：“七里涧，在故洛阳城东二十里。《水注经》鸿池陂在洛阳东二十里，其水东流合于七里涧。……”。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水源都是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段鹏琦先生在《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中，根据洛阳城周围的地形、自然环境和水利条件，对汉魏时期洛阳城的用水水源问题，做出了认真详细的分析，认为这时期引谷入洛的阳渠建设工程，即是为满足当时城市用水的需求，而进行的水利建设。当然，西周时期周公所建城西沟渠也不例外，同样是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并且汉魏时期引谷入洛工程的阳区建设，是以此为基础的。那么，西周时期成周城以东周公规划建造的沟渠又作何用途？汉魏时期又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历代帝王所遵循的不破真理。西周时期周公规划成周城东沟渠的目的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洛阳盆地四周环山，盆地内有洛、伊、瀍、涧（谷）四水。洛河自西而东从盆地中穿过；瀍、涧（谷）二水于盆地西部纳入洛水；古时伊河于盆地中部会流于洛河。伊、洛河为盆地内的两条主要河流，自然把盆地分为三大块。伊洛河之间夹河地带，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伊洛河南北两岸各有一带高地，它们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报高度逐渐缓缓下降，高低幅员辽阔，但水源贫乏，给历代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利因素。《水经注·伊水条》载：“伊水（伊阙东北流，枝津右出焉，东北引溉，东会合水，同注公路涧，入于洛，今无水。《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田，西周不下水，苏子见西周君曰：今不下水，以病之，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是东周受命于君矣。西周遂下水，既是水之故渠也。”《水经注· 水注》曰：“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及其孙惠公；封少子於巩，为东周，故有东西之名矣。”这一历史故事说明，东周时期伊洛河南岸一带高地上已有枝津渠的存在，并被广泛用于农业灌溉，该渠的行径路线之长，辐射了伊洛河南岸大片高地，为当时该地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灌溉条例，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同时使东周时期的统治政权也得到了巩固。东汉初期，光武帝即位，建武五年（公元29年）使王梁在西周时期周公建造的沟渠基础上，再次修建阳渠，其目的应当与周公所建沟渠用途相同。汉顺帝时，阳嘉四年（公元125年），城东阳渠经过大型修整改造，途径鸿池陂于洛，从此改变了城东阳渠的用途，成为洛阳城的重要漕运渠道。以后数代一直沿袭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