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2 14:10
杜清池，生卒不详。清末民初女权活动家，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女报人、女性政论作家，女学先师。
广州本土人士兴办女学的风潮，始于戊戌维新前后。著名教育家邓家骧等人在西关开办的时敏学堂可谓开路先驱；1901 年，毕业于夏葛女医学堂的广州女子张竹君开办育贤女学。张竹君聪慧豪爽，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西关小姐。刘佩箴、杜清池则在西关逢源西街尾创办广东女子学堂，后改为坤维女子学堂，即坤维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1906 年，广州南武学堂因女生增多，在河南（今海珠区）跃龙里增设南武女学。据统计，1907 年，广州共有7 所女学，在全国位居前列。
民国成立后，广州的女子教育形成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其中女子职业教育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1917 年，私立广东女子职业学校创办，初名为广东女子职业传授所；1922年，广州市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办于西湖路，初名为广州市立女子缝刺学习所，专招女生；1927 年，私立广东女子体育学校创办，设体育科和图工体乐专修科，学业期限为两年；1928 年，广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创办；以仰忠街天马巷原广东女子体育学校旧址为校址。
清末民初，广州女学之兴盛，在全国颇为瞩目，据中华教育改进社刊报的统计，女子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到民国初期，女生已突破10万之数。1926年后，男女渐渐开始同校，女学遂慢慢成为一个历史词汇。
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从城市推向农村的。城市当中，沿海城市又比内地城市酝酿更早，发展更快，规模更大。上海在近代妇女解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揭开帷幕了。其中，《女学报》，同名报纸有两份，一份是1898年7月24日创刊。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旬刊，由上海桂墅里女学会书塾的薛绍徽、康同薇、裘梅侣等人创办主编。实为经元善主办的中国女学堂的校刊。大概在1899年停刊。另一份是1902年创刊，月刊，陈范之女陈撷芬主编，文明书局代印，苏报馆发行，作者有杜清池、王荷卿、蒋性逐、陈超等，大概1903年4月停刊。此一《女学报》在壬癸之际风雷激荡的上海，鼓吹妇女解放，呼吁民主，不遗余力，不啻为女界《苏报》。
杜清池.广东演说稿[J]，女子世界，1904(3).
“今日女子所目而染，口而祝，心而醉，梦而求者，非曰自由，则曰平等。夫自由云何？无压制之主义也。平等曰何？无偏重之主义也”。
20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时，中国女权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女性报刊也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弘扬女权，批判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观念，成为当时女权运动和女性报刊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面此现实，作为宣传女权的主要媒体，女性报刊自然责无旁贷，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稿源问题。以宣传效应而论，在各种文体中，政论文无疑是最佳选择。也正是在媒体与传播者互动下，20世纪初文坛上诞生了一个女性政论作家群体。对于这一创作群体，至今少有论述。
女性政论作家群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近百人，成就突出者也有二三十人。她们由三部分人组成，前两部分为其主力：一是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二是女性报刊的女主编、女主笔和女编辑、女记者。前者如秋瑾、唐群英、张汉英、吴木兰、林宗素、江纫兰、张竹君、杜清池等；后者如陈撷芬、燕斌、张昭汉、何震、潘朴、吴弱男、杨季威、郑毓芳等。第三部分是一些尚在学校肄业的女学生，这是女性政论作家群的后备军。如上海务本女学堂学生何亚希，广东女学堂学生张肩任、彭维省，常熟女学学生曾竞雄，留美女生薛锦琴等，都是当时政论文坛的新秀。
女性政论作家群体的主体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知识女性，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国留过学，故知识结构比较全面，既有较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她们多数思想较新，有的还相当激进，富前卫性，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其中有些作者还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妇女团体的领袖、新式女学的校长和创办人，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从事女权运动的工作实践。这批政论家多数出身于书香门第，她们幼年接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素养，其中不少人能写旧体诗词，再加上新式教育和西学的熏陶，她们见多识广，思维敏捷，又有革命工作和社会实践锻炼。这批政论作家既能滔滔雄辩，又具生花妙笔，她们在女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写的政论文，包括社说、时评、演说词、宣言书、请愿书、公启，通过报刊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产生过巨大的宣传效应和积极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蔡锷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