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24 05:14
守内虚外是赵匡胤为了防止后代有军阀仿效自己，黄袍加身而设立一项旨在维护皇家长久统治的治军国策。守内虚外是宋太祖吸取历史教训，结合当时的形势，苦思冥想而得出的一个解决方案。这项政策贯穿于宋朝320年，并影响后世历代统治者。
守内虚外意思是防卫内部可能出现的隐患(内部敌人，武将叛变)而放松外部存在的威胁(外部敌人，外敌侵略)，而导致边境空虚的国策。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以后宋太宗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历经战乱的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进等藩镇的武力抵抗。还有如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敢于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此事虽有新贵漠视旧臣的意味，但连同二李造反的现象，都反映出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是深层而严重的问题。结合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兵变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朝野上下遂皆视武人及武力因素为动乱的根源所在。
宋朝建国不久，为了避免武将叛变，便采取一系列的“收兵权”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这正是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然而，单方面地收兵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完全解决武将跋扈的社会根源，也无法铲除武人意识中追逐兵权的观念。惟有恢复并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规范，重振纲常伦理，以维系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铲除重武轻文的观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统治秩序；同时，对以往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加以解决，才能在体制上牵制武将集团。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将势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长治久安。因此，从宋太祖朝开始，便结合收兵权的目的，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朝，对武将采取的直接打压手段，主要是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更戍法”之类收兵权的举措，将功臣宿将罢为闲职，将藩镇的事权予以剥夺。与此同时，又提拔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分别担任军队要职。这样便压制、铲除了军阀拥兵自重的势头。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x。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xi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
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骚扰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
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视科举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守内虚外的国策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后果。
积极影响。
宋朝很少出现武将叛变的现象。赵家王朝显得十分稳固，南方的人民生活稳定，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使得宋朝的GDP在当时位居世界第一。
宋朝国策培养了大量文学家，而且这些文学家成为官员，对国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司马光、王安石、晏殊。
宋朝是汉朝以后王朝存续时间最久的王朝。宋朝320年，辽朝209年，金朝120年，元朝97年。宋朝从开国到亡国先后向辽国、金国、元国称臣，但是宋朝以柔克刚，可以长期绵延国祚，而北方三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存续时间却都比不上宋朝，都出现几股势力争权夺利，发生内战和宰相独揽大权，皇帝大权旁落的现象。
消极影响。
为了防止官员拥兵自重，赵匡胤设计了“官、职、差遣”相分离的人事安排，分割相权、兵权，本来一个官职的权力，如今给三个官分别掌握，导致官员人数不断增多，到了宋神宗时期，“冗官”现象十分严重，同样是中国，宋朝的公务员编制是唐朝的3倍多，大量的官员严重影响了帝国的税收，导致宋神宗不得不进行人事改革，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发起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在当时十分棘手，王安石的政策有好有坏，但人们只看到坏处，招致全国上下许多官员的反对。冗官使得宋朝后期国力下降。
全国的精兵几乎都集中在首都，导致边境空虚，几乎是一群老弱残兵。结果，整个宋朝都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势之中，200年来一直打败仗，只有靠输送岁币来维持和平。
宋朝周边的国家有大理、吐蕃、西夏、辽国、金国、元国。除了大理以外，宋国打不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打胜也是偶尔现象，从长期看都是打败仗，所以一直要靠进贡来换取土地被夺。
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9个大一统王朝中，宋朝国土是最小的，到了南宋，更是以淮河-大散关为分界线，王朝偏安一隅，这个现实让当时的百姓感到十分窝囊，这段历史让后世的人民感到很没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