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25 19:38
唱片公司买断作品的年代，几位年轻的音乐人好友，包括当时最受欢迎的民歌手蔡琴和李建复，抢手的制作人李寿全等人，自组“天水乐集”，他们主张“从创作到演唱一以贯之，不假他人，不受商业箝制，完完全全，对自己，对大众负责”，在民歌风潮末期以“力挽狂澜”的气魄推出两张重量级专辑：《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却因“走得太远”，作品“叫好不叫座”，成为民歌时代最终、也是最悲壮的经典。二十多年来，两张专辑早已绝版。2005年，“天水乐集”的六位老朋友决定重新出版这两张专辑，替曾经的青春，重新实现那桩“傻子的理想”。
1981年，蔡琴、李建复、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组建了一个集策划、创作、演唱于一身的小团体，在台湾乐坛首开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天水乐集”。他们做出《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两张作品，惊人的原创性、严谨的制作，加上出色的演唱和编曲，使它们成为民歌运动睌期登峰造极之作，但仅推出两张专辑后，“天水乐集”就因销量不如预期、成员入伍和留学等因素宣布解散。
1980 年冬，几个搞音乐的年轻人，经常在新生南路的“紫藤庐”煮茶清谈。其中有写歌的、有唱歌的、也有搞制作的，都是二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聊到唱片公司如何“欺负”年轻人，不禁同仇敌忾、愈谈愈激动。最后，大家决定一起豁出去、干脆脱离唱片公司体制，以独立创作人的身份“大干一票”，“天水乐集”就此诞生。
他们年纪虽小，却个个大有来头：蔡琴和李建复是当时最受欢迎、备受景仰的民歌手，李寿全是“新格”旗下最抢手的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都是才华横溢的词曲作者。他们信心满满，以为光凭这群人的才华、诚意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横扫乐坛、再造新气象。
对于当时唱片界不合理的情况，苏来写道：“著作权卖断，歌者因公司门户不能自由演唱喜爱的歌，是一种阻碍进步的行为。欲求突破，只有从根本上入手。那就是组成团体，从创作到演唱一以贯之，不假他人，不受商业箝制，完完全全，对自己，对大众负责。”这段豪气干云的宣言，当年竟被视为“离经叛道”、“忘恩负义”。如今词曲版权不卖断、唱片公司用“版税”方式和音乐人拆帐，都早已成为“常识”，然而回首当年，著作权法还没通过，侯德健写“龙的传人”只拿了三千块，李建复录一张专辑也只有两三万的酬劳，唱片卖得再好，也与他们无关。对照畅销专辑动辄创下十几万张的市场纪录，难怪他们悒郁不平。
那是“云门舞集”、“兰陵剧坊”、“雅音小集”先后在舞台上掀起热潮的时代，出版界“汉声杂志”崛起，高信疆主编“人间副刊”，报导文学方兴未艾，乡土论战余温未退。新的启蒙年代，仿佛就在伸手可及之处。也是在那阵子，台美断交，人心惶惶，“庄敬自强”口号震天价响。“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大逮捕和军法大审吸引着全国的注目，政治气氛悄悄开始松动。台湾经济持续“起飞”，服务业人口渐渐追上制造业人口。而到了1980这一年，台湾人听得最多的歌是费玉清的“中华××颂”，和李建复的“龙的传人”。
从七十年代中期，杨弦创作“中国现代民歌”、李双泽喊出“唱自己的歌”口号以来，“西学中用”、“文化传承”一直都是青年创作歌谣的重要课题‐‐“唱自己的歌”这个口号背后，原本就有着强烈的国族意识。而七十年代“乡土意识”的萌芽，又让这样的思考有了更丰富的样貌。“天水乐集”的作品充满故土中国的文化意象，音乐形式则揉合了西洋摇滚、古典音乐和传统戏曲的风格，或可视为“中国现代民歌”这个脉络经过数年洗礼，吸收了丰富的制作、创作与市场实战经验之后，形式与内容臻于圆熟的典范。这反映了那个世代知识青年的思惟，也和“云门”、“兰陵”呼应，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之间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幸或不幸，“一千个春天”和“柴拉可汗”竟也成为“民歌”风潮末期，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经典。这场轰轰烈烈的音乐大梦，许是“走得太快太远”，听众不如想像中捧场。他们原本打算出三张系列专辑，分别是李建复个人专辑、李建复和蔡琴的合辑、以及蔡琴个人专辑。但前两张的销量不如预期，规划中的第三张也就一直没做出来。加上李建复入伍服役、许乃胜赴日留学，大家意兴阑珊，“天水”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便结束了。这两张专辑总共花掉了 240 万的制作费，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规格。投资发行的“四海唱片”，最后并没有回本：“专辑卖得不够好，害四海没赚到钱，所以第三张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做了。”李寿全苦笑着说。
“天水”解散不久，金韵奖停办、海山唱片结束营业，市面上跟风抄袭、粗制滥造、标榜“民歌”的作品到处泛滥，“民歌没落”之说甚嚣尘上。新生代的滚石唱片与飞碟唱片相继成立，以强劲的“企划导向”方式替唱片界带来一番新气象，开展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后民歌”时代。“天水”的起落，正好处在“前浪”待退、“后浪”初兴的交汇点。“天水”集结音乐人才独立制作专辑、先争取“百分之百的音乐制作自主权”，再找发行公司合作出版的模式，替八十年代末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树立了最早的榜样。这样的合作方式，让音乐人的想法得以不受唱片公司的无谓干预，也间接促成了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百花齐放的荣景。而版权和版税的观念，之后也透过许多音乐人奔走串连而成为共识，“强迫卖断”的劣习不再，证明“天水”当初的坚持确实值得。
“天水”这两张专辑的精神内涵或许承袭着“中国现代民歌”的脉络，但就音乐形式而言，它们骨子里是不折不扣的摇滚乐。李寿全早在新格时期替王海玲、李建复制作专辑的时候，就“偷渡”过一些摇滚的元素到民歌专辑里，但直到加入“天水”，他才真正能够摆脱羁绊、大展身手。
李寿全迷恋的是七十年代 Alan Parsons Project、Moody Blues、Yes、Supertramp、Pink Floyd 等等“前卫摇滚”乐团的“概念式专辑” (Concept Album)，当年一般的专辑只是把一堆歌曲凑在一起，很少有人思考整张专辑内在的聆听逻辑或者概念的连贯，音乐制作人也很少和编曲沟通。李寿全算是当时第一个以“整张专辑”的规格去思考，并且对编曲很有想法的制作人。他在“龙的传人”专辑与陈志远初步尝试这种制作/编曲配合的方式，到了“天水”的两张专辑，李寿全终于可以再把这样的理想向前推进一大步：这两张唱片的核心，分别是“柴拉可汗”和“细说从头”这两个“组曲”。两者风格殊异，但同样大胆。
长达十一分钟的“柴拉可汗”交响诗组曲，是李寿全受到 Chris de Burgh 的“Crusader”专辑启发，乃决定做一首结合演奏曲与口白桥段的长篇叙事诗，并且把故事背景设定在 11 世纪的蒙古平原。当时才 22 岁的靳铁章发挥想像力，把李寿全的故事写成六段式的长曲，并且特意用了一些中东式的音阶来表现塞外风情。陈扬一口气担下了这桩史无前例的编曲“大工程”——据苏来回忆，陈扬必须“先用钢琴编出一个模型，再把整个架构建立起来，根本是在创作交响乐。现在你再叫陈扬做这样的事，我想他也不愿意干了。”同样才 22 岁的李建复，声嗓正是巅峰状态，标题曲“柴拉可汗”的高音完全难不倒他，清亮的歌喉几乎压过了战鼓喧天的器乐。一曲“别离”唱得荡气回肠、却绝无半分匠气流气，真是一整个时代的绝响。
“一千个春天”专辑中的“细说从头”组曲，则是和“柴拉可汗”相呼应的尝试。“柴拉可汗”是一气呵成的长曲，“细说从头”则刻意让六首歌各自有独立的面貌，分散在唱片的 AB 两面。这套由苏来和许乃胜合作的组曲，在精神上与云门的“薪传”呼应，企图用六首歌描绘出先民渡海来台、落地生根、世代传承的历史。六首作品曲势起伏、风格殊异，又要能够创造内在的连贯性。李寿全说，这其实也带着“Rock Opera” (摇滚歌剧) 的味道。
陈扬再度接下这桩编曲的大工程，并且用了跟“柴拉可汗”完全不同的风格：且听“古厝”开场那段一分多钟的钢琴前奏，一丝腥气也无，沉郁悠远，层层递进，再徐徐引入李建复和蔡琴的歌声，不愧大师手笔。“陈扬在学校主修钢琴和打击乐器，对这两种乐器有很独到的想法，”李寿全回忆道：“当时‘天水’有几首比较实验性、比较‘怪’的歌，我就交给陈扬去编，其他想做出某些特定风格的歌，就让陈志远来处理。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习惯很不一样，但是都非常有才华！”
我们在“细说从头”组曲确实可以感受到陈扬的野心：“我的锄头扛在肩”潇洒如雨珠的钢琴、“摇摇童谣”晶莹剔透的键盘前奏，都是不落俗套的示范。“白浪滔滔向前航”拳拳到肉的大鼓打得漂亮，“欢喜庆丰年”后段的锣鼓铙钹则是把“武松打虎”最末的那段实验更进一步，整曲管弦齐鸣、电吉他热火朝天，堪称台湾摇滚乐录音的里程碑。放眼当时乐坛，恐怕只有次年罗大佑远赴日本录制的“之乎者也”堪与并论。
李建复在“武松打虎”中把他的声腔潜力发挥到极限，演唱表情之丰富、之“戏剧化”，恐怕是他演唱生涯空前绝后的尝试。作曲的苏来在这首歌用了惊人的 14 度音阶，恐怕也只有李建复能够驾驭这样难唱的作品。陈扬的编曲更是令人咋舌：先是用琵琶和木吉他密密交叠、模拟林里风声，继而引进京剧武场的锣鼓，象征“打虎”的桥段，再以热烈的摇滚吉他作结，最后更神来一笔，拉进一段民间喜庆音乐的唢呐铙钹，创造英雄凯旋的热闹情境。李寿全说：“我们那时候对于要如何呈现‘打虎’伤透脑筋，后来想到京戏里抽象的舞台，也会用音乐去象征一些东西，就请乐师来录一段武场的锣鼓，完全保留京戏的元素，只有陈扬垫了一点钢琴。曲子最后的节庆音乐，表示武松凯旋归来。录音的时候我们几个都下去一起敲敲打打，很热闹。”这首歌彻底实现了“百分之百创作自主权”的理想，前卫勇猛的曲式，如今聆听，仍然足以让后辈汗颜。
光从“柴拉可汗”开场曲“渔樵问答”就能感受到“天水”不受拘限的才情：游正彦行云流水的蓝调吉他和梆笛呼应交响，象征渔夫和樵夫的对话。中国式的旋律竟然和蓝调吉他搭得天衣无缝，值得向编曲的陈志远脱帽致敬。“你可以想像樵夫砍竹子做了一支笛子，那渔夫的钓鱼线就是吉他弦吧！”李寿全笑着说：“陈志远自己也是练吉他出身，很想玩玩看 Blues 的东西，于是由他告诉 Masa (游正彦) 自己想要的弹法，两个人合作，才能把它录得这么好。”
在那个没有电脑取样技术的年代，陈志远在“寒山斜阳”的前奏用电子合成器手工“创造”出撞钟的声效，并且做出了李寿全想要的类似 Alan Parsons Project 的键盘音色和空间纵深：“陈志远全凭想像，用 Roland JP-8 先做出‘金属’的音色，再做出‘木头’的音色，然后把两种混在一起，就是‘木槌撞钟’的声音，结果非常逼真，实在很厉害！”
又如“傻子的理想”，是一首 New Wave 风格的摇滚乐，恐怕很多人都不记得李建复竟然唱过这种“摇滚巨星”风格的歌。李寿全说：“那时候很少人做这种摇滚的东西，陈志远用 sequencer (编曲机) 去做了一段铺底的音色，但当年还没有数位的 Sequencer 可以设定，只有类比式的，你得一直跟着拍子按按按，才能做出这种效果。”苏来和李寿全合作的歌词，就是当时“天水”的自许：“大家不肯做的/我们来担当”，这股理直气壮的热情和勇气，驱动着这些“傻子”，做出了动人的成绩。
此外，当然不能忘记“天水流长”这首“主题曲”。当初大家就是因为听到靳铁章写的这首歌，才决定采用“天水乐集”这个名字，多少也有“寻根以明志”的意味。靳铁章的作品多半有着雄浑的风格，这首歌细腻中不失壮阔，短短的篇幅中，李建复高亢的声嗓和壮丽的弦乐，把格局拉得极为开阔，使这首短歌一点都不显得“小”，功力了得，堪称极品。
“一千个春天”虽然比“柴拉可汗”晚了三个多月出版，两张专辑的录制却是同时进行的，工作团队也都是同一批人。如今重听，最令人难忘的，当然是蔡琴的声嗓。时年 24 岁的她，声腔尽管不像后来雍容洗炼，却自有一股虔诚敬谨的青春气味，极是动人。而李建复和蔡琴的合唱，更是民歌史上绝无仅有的璀璨组合。专辑标题曲“一千个春天”是陈香梅自传的书名，她在抗战时期和美国飞官陈纳德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许乃胜读罢大为倾倒，而有了这首歌。听蔡琴和李建复对唱，“年轻得像神话”的两人，歌喉如此清澈，我们简直要幸福得叹气了。
梁弘志的“跟我说爱我”是“天水”两张专辑中唯一不是由六位成员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是当时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李寿全取得同意，把它收录在新专辑的开场。梁弘志的第一首作品“恰似你的温柔”在前一年由蔡琴唱红，开创了两人的音乐生命。他们合作的“读你”、“抉择”，也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许是上一张故意把主打歌“天水流长”放在 B 面的作法证明“行不通”，这次他们做了一点点妥协，把“卖相最好”的歌推到最前面来。“跟我说爱我”果然大受欢迎，成为“天水”两张专辑中最红的歌，专辑也跟着沾光，销售成绩略胜一筹。
“意映卿卿”从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发展出来，用另一种角度重写每个人都在课本里读过的故事，凄恻悲壮，是当年“大时代”精神的又一展现，也可看作蔡琴“秋瑾”的姊妹篇。平心而论，当年那些充满国族意识的歌曲如“龙的传人”、“中华之爱”、“天水流长”，尽管事过境迁，仍然有着澄澈动人的力量，并不像当年钦定的“净化歌曲”与时代同朽，关键就在这些青年创作人诚挚、纯良的用心。有趣的是，当时这首歌数度送审、皆未获新闻局通过，理由大约是“革命先烈家属故事，他人不宜妄作文章”云云，令人哭笑不得。
“长途旅行”的编曲只用了键盘和电吉他作骨干，贝斯轻轻铺底，李寿全幽幽吹着口琴，完全没有用到节奏乐器，创造出氤氲朦胧的空间感，很有“城市民谣”的味道，在当时是十分新鲜的尝试，不禁让人联想到五年后李寿全在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的编曲方式。
专辑结束曲“谢幕曲”一语成谶，结果真的变成“天水”的最后一首歌。“谢幕曲”旋律非常美丽，当时大家都认为它有主打歌的实力，可惜这么美的歌，当年并没有传唱开来。苏来回忆“谢幕曲”是“命题作文”，原本就打算放在专辑的最后：“这首歌是为蔡琴量身打造的，写的时候一边想像她会怎么唱，配合她的音域来写旋律。”
在这次复刻版的制作过程中，苏来找到尘封多年的两卷盘带：一卷是“谢幕曲”的伴奏带，一卷是他在 1980 年10月27日自弹自唱的 Demo，包括若干至今未曾发表的作品。“当时我的工作习惯是，只要作好一批歌，就会去敦化南路的三雅录音室，花一个下午把它们录下来。”苏来说：“后来蔡琴在录音间唱‘谢幕曲’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唱片里的版本和 Demo 的旋律有一点不同。”这两卷母带都是用 7.5 寸电台专用盘带录制。我们从母带转录成数位格式之后，选出“谢幕曲”的两种版本，重做母带后期处理，放在“一千个春天”专辑最后，作为珍贵的史料参考。它们都是初次发表的“新出土”版本。
就“替音乐人争取版税权益、替创作争取自由空间”的理想来说，“天水”这两张专辑确实达成了目标。可惜环境险恶，这群年轻人也没想到进一步成立什么正式组织，“天水乐集”既非公司、亦非人民团体，一旦成员星散，便形同解散了。回顾那段历史，他们是这么说的：
靳铁章：“天水乐集对乐界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工作室’的发轫，那在当时被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唱片公司认为我们忘恩负义，但是‘版税’的概念从这里开始，我想这是个里程碑。其实当初是有点不自量力，但那时候尝试组曲的东西，背后的精神是希望流行音乐能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试着想做一些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虽然青涩，但我们的的确确做了尝试。”
苏来：“我们当时想的是‘放到世界乐坛上，什么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走的是一个中国风的路线，可惜的是做了两张唱片之后就无以为继，理想还是不敌现实。可是现在再看那时候做的事，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大概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第一个敢用 Production House 的型态去跟唱片公司谈、勇于打破原来的规范、原来的恶势力。”
李建复：“坦白讲我和蔡琴当时都算满红的，我们希望藉着在歌坛上的地位来突破一些现况，所以透过‘天水乐集’这个工作室形态的组合做出一些作品来，再跟唱片公司谈条件。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不受商业的影响。这当然是很理想化的，事实上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可能忽略掉我们毕竟还是在做流行音乐，一般的听众，尤其是跟我们一起长大、听民歌的听众，可能还没有脱离听民歌的习惯，而新成长的青少年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这么新的东西，所以坦白讲，那时候要不是有一两首很好听的歌的话，那两张唱片不容易卖得很好。”
李寿全：“我们最初的动机、理想都没有错，只是时间比较早，理念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可能我们里面还是少一个生意人。当时太年轻了，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考虑很多跟商业上的配合。不过我们也没有后悔，或者怀疑当初做这些东西值不值得，至少现在有人提到这两张唱片，都觉得我们做得很好。那时候的精神，是没有办法再去寻找回来的。”
蔡琴在 1981 年底“天水”成军将近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桩“傻子的理想”最好的注脚：
为什么不把一切留给时间来证明呢？
不能长久留传的就是无法长存，它自然会有个分晓的。
我们只是想找寻自己的根啊！
校园民歌六位大将蔡琴、李建复、苏来、许乃胜、靳铁章、李寿全组成的“天水乐集”意在“从创作到演唱一以贯之，不假他人”，希望跳脱商业的钳制自由地做音乐。“天水乐集”存在的时间很短，他们的两张唱片《一千个春天》和《柴拉可汗》可以说是悲壮的经典。（澎湃新闻）
为了这次复刻版的发行，我们辗转连络上“四海”唱片的廖干元先生，并且得知 1981 年混音完成的四卷 1/4 寸母带都还完整留存，外盒上，李寿全 24 年前的笔迹历历在目。感谢廖先生慷慨出借这批母带，我们在录音室用所能找到最好的类比式盘带机，把原始母带输出转换成 32-bit/96kz 的数位格式，并且参考 1981 年的原版黑胶唱片，替整张专辑的音场、声频、音量、乃至歌曲播放的转速，都做了殚精竭虑的校正与调整，李寿全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这次复刻版母带的重新处理，希望能让这批历史录音，呈现出最细致、最完整的声效。我们相信，其中的用心，您会听得到。
⊙附录：天水乐集暨成员大事记 1978-1982
1978年
李建复参加第二届金韵奖，获选“优胜歌手”。
1979年
蔡琴参加第二届民谣风大赛，获独唱组第四名。
苏来参加第二届民谣风大赛，获独唱组第五名。后为“海山”唱片网罗成为词曲作者。发表作品“微光中的歌吟”、“浮云游子”、“偈”等。
靳铁章以“旷野寄情”入选第三届金韵奖创作奖。
“金韵奖专辑（三）”出版，收录李建复演唱的“归”，是他的成名曲。
6月李寿全退伍、10月考进新格唱片担任制作人。
1980年
李寿全和编曲人陈志远合作，制作李建复首张个人专辑“龙的传人”，收录靳铁章作词作曲的“旷野寄情”和他作曲的“忘川”。
李寿全和编曲人陈扬合作，制作王海玲的“偈”专辑。
苏来参加第四届金韵奖，获选“优胜歌手”。
合辑“民谣风（三）”出版，收录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苏来“迎着风迎着雨”等作品。
蔡琴首张个人专辑“出塞曲”出版。
苏来首度尝试与许乃胜合作写歌。作品包括施孝荣“中华之爱”、蔡琴“秋瑾”等。
李建复“龙的传人”专辑获颁金鼎奖唱片制作奖。
12月底，“天水乐集”正式成立。
1981年
蔡琴“秋瑾”专辑出版。收录苏来、许乃胜合作的“秋瑾”。
蔡琴“你的眼神”专辑出版。
“天水乐集”获“四海”唱片出资支持，于白金录音室同时进行“柴拉可汗”与“一千个春天”的录制工作。
5月，苏来在台北声宝文教基金会举办作品发表会。
7月12日，天水乐集在员林举办“为多氯联苯受害者义演”演唱会。
8月22日，天水乐集在台南举办“为多氯联苯受害者义演”演唱会。
8月24日，李建复专辑“柴拉可汗”出版。
8月27日，天水乐集在台北举办“柴拉可汗”专辑发表会。
9月9日，天水乐集在高雄举办“柴拉可汗”专辑发表会。
10月4日，天水乐集在高雄举办两场“李建复惜别演唱会”替多氯联苯受害者募款，蔡琴主持，并首度演唱“一千个春天”。
10月中，李建复入伍服役。
11月，蔡琴、李建复联合专辑“一千个春天”出版。
12月9日，蔡琴在联合报发表“只是好好做一个歌者”一文：“我们不只想唱流行的曲子，更希望也能贡献一点能力在‘流传’之上。如果我们太年轻、太浮浅，请教导我们，请指点我们；如果我们走错了方向，请告诉我们，指引我们，我们只是想找寻自己的根啊！”
蔡琴离开“海山”唱片，与“四海”唱片签约。
许乃胜、苏来以“中华之爱”分别获颁金鼎奖作词与作曲奖。
蔡琴“出塞曲”专辑获颁金鼎奖唱片制作奖、“抉择”获颁金鼎奖演唱奖。
“滚石杂志”的“年终民歌排行”，前十名歌曲有四首出自“天水乐集” (天水流长、一千个春天、柴拉可汗、跟我说爱我)，另外还包括苏来作曲、郑怡演唱的“月琴”，以及许乃胜作词、苏来作曲、施孝荣演唱的“中华之爱”。
1982年
“天水乐集”计划与“四海”合作发行的蔡琴个人专辑迟迟未能录制。七月，蔡琴重回“海山”唱片，同年推出“再爱我一次”、“蓝色的梦”专辑，“天水乐集”形同解散。
“柴拉可汗”获颁金鼎奖唱片制作奖、李建复以“渔樵问答”获颁金鼎奖演唱奖。
⊙附录 2005 复刻版母带后期处理暨监听参考器材一览
32-bit / 96k Digitally Remastered From Original Analog Master Tapes
Mastering Studio：洋活 Seaside Mastering
Mastering Engineer：王秉皇
DAW Core：Merging Technologies AG. Pyramix v.4.3.4 sp2
Mastering Console：Crookwood iMon Mastering Brick
Analog Master Tape Machine：Studer A80 Master Tape Recorder
(Refurbished & Modified)
Analog Processor:
Manley Massive Passive Mastering EQ
Manley Veriable-Mu Mastering Limiter
Millennia Media TCL-2 Mastering Limiter
Custom Made Level Compensation Line Stage
Converter:
Mytek 8X96 ADC
Mytek 8X96 DAC
Custom Made 9624 Stereo DAC
Monitor:
PMC BB5/XBD Main Speaker
PMC AML-1 Mid Field
PMC LB-1 Mid Field
Kinoshita Rey-Audio PM-10 Near Field
Grado SR325 Headphone With Custom Made MosFet Amplifier
Record Turntable:
Nottingham Analog Studio Horizon SE
Goldring Elite MC Catridge
AVM Evolution P1 Phono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