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按年龄为序，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8人结拜为盟兄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德麟和张作霖充当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鹰犬，镇压奉天革命党人起义，他亲率巡防队赴辽中、彰武等地围剿革命党人。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成立陆军，将奉天巡防营改编为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冯德麟被委任为二十八师师长。

1916年，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由他任命的奉天督军段芝贵成为人们惩办帝制祸首之一。冯德麟提出，自己和二十八师扮黑脸，和段芝贵正面冲突，张作霖扮白脸使暗劲逼他畏罪逃走。张作霖劝段芝贵离开奉天，暗中给了段200万大洋。可是当火车一开走，张作霖就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被洗劫一空回京后，在袁世凯面前对冯德麟没有一句好话，同时大赞张作霖。没过多久，袁世凯就授张作霖奉天军政实权，冯德麟被任命为军务帮办。

1917年，张勋复辟，冯德麟亲自去北平赞助。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德麟在天津被段祺瑞所部逮捕。后在奉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周旋下，段祺瑞释放了冯德麟，并任其为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后来，冯德麟回到奉天，任“三陵督统”，即为皇家看守东陵、北陵、永陵的大臣。

1917年（民国六年）6月，张勋突然电召冯德麟进京，密谋复辟大计。冯大喜，乃派其心腹张海鹏带先遣队二百人，先期前往。20日，冯德麟在三十名卫士护送下到京，立即拜见张勋，支持复辟活动并愿为其效忠。冯德麟之所以如此，在他看来，张勋复辟成功，不愁加封进爵，荣归东北，取张作霖而代之。冯德麟利令智昏，下令调二十八师部分官兵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同时，又以三拜九叩的大礼，进宫谒宣统皇帝。溥仪赏赐给他“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御前侍卫大爪头衔”。冯德麟踌躇满志，飘飘然。突然，风云变，形势急转直下，张勋、冯德麟一伙的拙劣表演，全国反对，长城内外，挥戈兴师，共讨叛贼。冯德麟预感到一场厄运即将降临，乃厚颜求之于张作霖。张念旧谊，电瞩：“永居北京故为危险，速从陆路沿长城单骑来归，当于适当地点出迎”，或云。但冯德麟无视张之劝告，纳左右言，率卫队，肴便装，乘火车东行。7月10日，火车行驶至天津车站，被曹锟部下侦缉队人员发现，遂将冯德麟、张海鹏及下属官兵二百名，一同拿获。7月12日，张勋的“辫子兵”天坛之战，全军溃散，复辟闹剧寿终正寝。14日段祺瑞进入北京。同天冯德麟从天津被押送北京，关押于十二师司令部，接受审判。 8月15日，大总统正式宣布“冯德麟因叛变共和，罪迹昭彰，剥夺一切官职和勋位，并交付法院依法严惩”。

张作霖虽然与冯德麟素有矛盾，但念其绿林情谊，在冯妻的请求，张去北京找段祺瑞。动员吴俊升、马龙潭两镇守使及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二十九师各旅、团、营长百余人，联名向北京为冯德麟请命。不仅此，又劝说辽西十六县士绅上书请求宽容。经各方努力为之疏通，10月15日，段祺瑞政府才改判为“参加复辟证据不足，因吸鸦片罪罚八百元”为由而获释。张作霖负责二十八师，张作霖为东三省，东北王。出狱后，冯德麟被重新“安排”工作，先是被任命为段祺瑞的高等顾问，后又被派去管理清室在关外的陵墓，始终没有再重新领兵。张作霖对失势后的冯德麟给予很多关照，还提拔他的长子冯庸为东北空军少将参谋长。

冯德麟下野之后，开始从事工商业建设，不但在北镇创办了中医院，还成立了大冶铁工厂，并且逐步引导儿子冯庸放弃高官，脱离军界。冯德麟自从下野之后，没有大事基本不去沈阳。但是一旦去沈阳见张作霖，必在长袍马褂的袖子中藏一支枪。

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11日，冯德麟心脏病突发，死于北镇，终年59岁（虚岁六十岁）。

冯德麟去世后，冯德麟的长子冯庸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着手创办了冯庸大学。

1971年，冯庸在所作的《七十自述》中评价：“父组乡勇联庄会盟，境外阻击俘亡俱抗。百二乡屯得以织耕，浴血卫民感恩再生。乙巳战停俄酋诱得，赇放库页万民报德。”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冯德麟成是“东亚义勇军”中的一员将领。由于表现出色，特奖他“宝星勋章”一枚。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冯德麟和冯庸的后人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们父子的历史功勋，充分肯定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话说冯德麟这支武装引起了沙俄侵略军的警觉。沙俄侵略军对冯德麟发动了一次突袭，将冯德麟抓获，放逐到库页岛。两年后，冯德麟侥幸逃回。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考虑到地方的安全，便招抚了冯部。由此，冯德麟逐渐升至巡防营左路统领（旅长），驻北镇。那时，张作霖任巡防营前路兼中路统领，驻奉天。此时，他们之间就已经产生了猜忌，但矛盾不大。

1912年，地方武装巡防营改编为国家正式军队陆军。9月1日，张作霖被任命为第27师师长，陆军中将，驻奉天；冯德麟被任命为第28师师长，陆军中将，仍驻北镇。张作霖和冯德麟虽然平起平坐，但由于驻地不同，且兵力差别很大，所以自恃前辈的冯德麟便甚感不快，由此裂痕渐深。但面对袁世凯派来的奉天将军段芝贵，他们还是拧成了一股绳。

本来张作霖运用计谋挤走了奉天将军张锡銮，但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了一个外乡人段芝贵。这让张作霖和冯德麟都十分不快，因为他们二人都在觊觎奉天将军这个肥缺。

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869年，46岁就被授予镇武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又被封为一等公。除了拥有强大的后台，段芝贵本身也是一个军人。张作霖深知段芝贵的来历，不敢硬碰硬，只能见机行事。因此，张作霖对段芝贵极尽逢迎之能事，甚至“不时搜购珍贵古玩，馈送段父，以买其欢心”。

袁世凯于1916年3月23日宣布取消帝制。此时，张作霖和冯德麟感到机会来了。于是，张作霖和冯德麟联手，导演了一场驱逐段芝贵的闹剧。

冯德麟为张作霖出主意：“段芝贵是清末官吏败类，秽史劣迹人所共知，今为东三省帝制祸首，仍然居奉天人士之上，我辈绝不甘心，应该驱逐他。”张作霖问他有什么好办法，冯德麟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不难。由我们28师演黑脸，和他作正面冲突。由27师演白脸，用吓字诀逼他畏罪逃走。这样演一幕不费一兵一卒的滑稽戏，岂不妙哉？”张作霖深感此计正合他的意，于是开始着手准备。

张作霖布置军队于某夜开枪，然后假意到段芝贵处报告，说冯德麟要率28师部队进城，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张作霖表示自己无法制止，段芝贵听后十分紧张。张作霖借机劝段芝贵避一避，段芝贵感到这是一个好办法，便乘一列专车逃往天津。这一切，均在张作霖和冯德麟的掌握之中。但他们佯装不知，还特派54旅孙烈臣旅长率一营兵护送，随后布置28师的一个团在沟帮子车站拦截了该列火车。团长邱恩荣上车，以奉天军民的名义，交电报两封，内称：“卸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手携省官款二百万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理。”

段芝贵把电报拿给孙旅长看，孙旅长不满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就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借故久拖不回。段芝贵见孙旅长许久不回，立即下令把官款和军火卸下，堆在站台上。孙旅长上车后报告说：“奉天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奉天，经张代督（张作霖）婉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芝贵连忙点头认可，将已经卸到站台上的200万官款和军火，交由邱团长清点带回。

张作霖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段芝贵即被放行，仍由孙旅长率一营兵护送到天津，之后避居租界。

段芝贵受此重创，还蒙在鼓里，一直以为是冯德麟和他作对。到京复命时，自然向袁世凯说了很多冯德麟的坏话。但对张作霖却印象颇佳，以为是张作霖救了他一命。因为当段芝贵离开奉天时，张作霖还假惺惺地到车站欢送，并送给段氏父子大批礼物，所以段芝贵在离开奉天时，让张作霖暂代他的本兼各职。

段芝贵被驱逐了，已经不能再回去了。袁世凯想，如果再派一个外省的大员督奉，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这时，奉天保安会参议总长袁金铠等人已经草拟了《奉天保安会章程》，并且唆使省议会正副议长等人倡立自治，大造舆论，宣传“奉人治奉”的口号，明白无误地反对派外省人治奉。

袁世凯被逼无奈，只得在奉天选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可以考虑。袁世凯征求了段芝贵的意见，段芝贵对冯德麟恨之入骨，对张作霖推崇备至，而袁世凯也是这个看法。最后，袁世凯于1916年4月22日下令，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而冯德麟对此十分不满，一直无法消气。张作霖得权得利又没有得罪谁，自己却出力不讨好。

就这样，张作霖经过几年的权谋角斗，终于登上了奉天省督军的宝座，成为奉天省军政的最高统治者。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同年四月，日本在东北招募 “东亚义勇军”，六月在大连湾正式编列成营，充当日军“别动队”。适奉境俄军违反条约，出兵辽西，深入海城、辽阳、辽中各县大肆骚扰，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恨。冯德麟及其部下汲金纯，组织“花膀子队”（农村百姓，身着便装，色杂不一，为了识别在膀子上刺上花纹），以大刀、长矛、土枪等原始武器，袭击俄军，受到日军的关注。

1904年夏，日俄双方会战辽阳，日军大山岩元帅先后派日本人林宾宜、川崎等与冯德麟联系，邀冯德麟参加“东亚义勇军”（全称：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 , 因冯德麟派李子阳前去接头，大山岩高兴地表示，愿意补给枪支弹药。冯德麟从日本人手里弄到二十几大车军火，充实了战斗力。冯在日俄战争中牵制了俄军，日本战胜了俄国，日本明治天皇，特奖他“宝星勋章”一枚。

1905年3月10日，日军进沈阳后，入吉林，俄军战线深入吉境，日军欲遣散冯部，担心 “遽失该党之心”，日本少将福岛亲自出面，规劝清政府对冯进行招抚。日本少将福岛亲自到盛京将军官邸拜见赵尔巽，保荐冯德麟与杜立三。福岛对赵密言日：“杜不足信，愿君图之多冯某忠实，久不渝也。”经过福岛的一席美言，赵尔巽将冯及其所部招抚，冯任河防营统带，由统带而新安军统领，而巡防营后路帮统，而巡防营左路帮统，进而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为了密商此事，盛京将军赵尔尔巽与北京军机处、外务部，以及袁世凯、良弼、那桐等人，函电不绝）。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1月17日，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企图推翻清政府，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蓝天蔚、张榕、徐镜心、张根仁、柳大年等积极响应，）张作霖、冯德麟全同赵尔巽站在一起。张作霖把中前路巡防营开进省城，稳住了赵尔巽的阵角。冯德麟则率左路巡防营死守辽西，卡住山海关。冯于十月十三日，亲自带兵驰赴辽中、镇安、彰武、连山湾、绕阳河一带。赵尔巽甚喜，以“稍酬知遇（指受抚）之恩，借图犬马之报”。馈赠貂裘一件，并赞扬冯德麟在时局艰危之际，能“忠义奋发”，“力斡危机于万一”。

民国元年（1912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9月1日，北京国务院电命张作霖为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补授冯为陆军中将衔，授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三等宝光嘉禾章，与张作霖平起平坐。

所不同者，冯部二十八师驻广宁（北镇），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则驻在省城。两人驻地不同，冯感不快，乃渐生裂痕。1915年袁世凯积极筹划复辟帝制。 8月，派其心腹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冯德麟、张作霖等人，为讨好袁世凯，配合段芝贵，联名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清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1916年初，张作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旋又打起“奉天人治奉天”的旗号，驱逐段芝贵出奉，冯德麟亦步亦趋。 4月19日，段乘火车返京，途经沟邦子车站，冯密派汲金纯部拦截火车，将段芝贵所提官款二百万元及大宗军火扣留，段因此对冯大为不满。段到北京后，面见袁世凯，极力保举张作霖，对冯德麟则大加斥责。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授张作霖盛武将军衔，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统握奉省军政实权。而冯德麟则被任命为军务帮办，居张之下，冯愤愤不平，迟不就职。张派吴浚升、马龙潭出而“劝驾”，屈就帮办职，冯拒而不见。张作霖只好忍气吞声，亲登冯府言和。冯公然要挟另设“帮办公署”，其组织、开支、编制皆与将军公署同格。张作霖不悦，电袁世凯“裁决”。袁以“于体制不符”为由，回绝了冯的要求，只答应每月另发办公费十五万元。冯拒不接受，返回北镇。袁世凯乃派张锡銮来奉调解，未果。张作霖转而采用软招，派二十五旅旅长孙占鳌，携带贵重礼物及三十万元现款到北镇，恭迎冯回省城就职。 5月20日，冯德麟率步、马、炮五营，班师进城，并在沈阳城南风雨坛设立二十八师办事处，与张作霖之将军府相对峙。冯有恃无恐，向张提出三个条件：其一，要求帮办权利与将军平等；其二，用人行政相互咨询；其三，拨二十万元为冯购买飞机。张对这些无理要求当然不能全部应允。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奉天张冯矛盾极为关注，派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 日赴沈进行调解，并请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派代表参加，终未达成协议，调解无效，冯德麟于3月6日重返北镇。张作霖督奉，虽大权在握，但他苦于省城治安混乱，无法治理。

1917年11月，特聘前民政使、曾获“全省警政第一”的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王就任后，改革警政，实行军警分立，严禁军队干涉警政，遭到汤玉麟等人的反对。有一次，汤的部下宋某在城内聚赌，为督察侦知，王派人将宋逮捕。汤玉麟获悉后，唆使部下向警察寻衅，并要求把王永江免职。冯德麟因素与张作霖不合，乃全力支持汤玉麟的对抗行动，从而加剧了张作霖与冯德麟之间的矛盾。

大总统黎元洪为了解决这场军警之争，派特使来奉调解。冯德麟见势不妙，激流勇退，将部队撤回广宁，汤玉麟退至新民。张作霖进而行使权力，免除冯德麟军务帮办职，撤掉二十八师驻沈阳办事处，冯德麟、汤二人以失败告终。冯德麟受挫退居广宁（北镇），意志消沉，固守田园，无所作为。北京政府曾拟定冯为黑龙江省督办，后因政局不稳而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