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小说集《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集》等。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为上司怠慢，经济窘困，受世人讥讽，漂泊无定；而这些人都有崇高的志向、脱俗的追求，不满社会的恶浊；同时也忧郁孤独，脆弱易感，因而成为人世的“零余者”。

倪贻德的小说突出描写了对爱情的追求，但与郁达夫不完全相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应不把爱的要求与情得苦闷困惑矛盾扭结在一起，而是比较单纯意义上的精神感情追求，是为了安慰和温暖孤冷感伤的心灵。所以，他既写着爱情的失落与失败，又美化着由此引发的更深的孤冷忧郁情绪。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时代所赋予的。倪贻德的艺术思想经过了“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而艺术”的转变。30年代的“决澜社”活动和同时期对西方现代绘画的研究体现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而“为人生而艺术”则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产生的认识。在重庆时，他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并有所接触和交流，同时也有机会学习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他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开始认识到纯粹绘画这条路没有繁衍的土壤的，应当为人民而艺术、为革命而艺术。他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经常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街头去接近工农群众，画速写，教导学生以自己的艺术反映人民生活。

他钟情自然但绝不做自然的奴隶。“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创作美术作品，偏于空想或泯于写实都不能成为好的美术家”是他的信条。因为无论怎样忠实地描写，也只不过再现自然的表面，并不能满足对自然本质的要求。他观察生活总是把全副精神都扑上去，使物我交融，务得其神，审度经营，成竹在胸，所以能得心应手。譬如描绘一位战士，不仅是把战士的外形摹仿在画面上，而且要进一步地表现战士勇敢坚毅的本质。在构图、线条和色调上，要经过作者主观的选择与支配，使观众不单得到战士的印象，而且藉画面上的构图、色彩和线条的启示，产生奋发的精神向上的心境。他认为，为人民的绘画必须用人民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对人民的精神有启示作用。他说：“现实主义的绘画是追求内容和形式的一致，为人民而制作的绘画必须有一个为人民所能接受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更须在现实生活的反映中启示人类精神的向上：生产的讴歌，劳动力的颂赞，将成为绘画表现的主题；力的美，健康的美，代替了病态与畸形。”

50年代，倪贻德主张从本质上认识民族艺术，他对民族艺术传统，对欧洲各国美术各时期各家各派的不同风格、不同技巧，不间断地作广泛深入的钻研，并融为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认为外来艺术必须要民族化，油画应该是中国的油画、时代的油画，且油画民族化的“正确道路应当是油画的特点和民族绘画的特点的高度结合”。在《桥头》这幅画面概括、色彩单纯的作品中，他发挥了油画表现光影和色调之所长，又强调了线的运用，以粗浑有力的线条，表现了建筑物、树木等景物的形态，仿佛有书法之力和中国画的神韵，然而它又是油画。

倪贻德擅画风景，兼擅油画、水彩和速写，各类题材作品丰盛。他的画果断、明确、纯朴、坚实，用笔精炼，以简驭繁，色调爽利，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清新浓郁，作品重视塑造对象的精神实质而具有鲜明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