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6 23:59
丁韪良（1827年—1916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字冠西，号惪三。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大学，入新奥尔巴尼长老会神学院研究神学。1849年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1850～1860年在中国宁波传教。由于他熟谙汉语，善操方言，1858年中美谈判期间，曾任美国公使列卫廉译员，参与起草《天津条约》。
丁韪良，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在长老派神学校毕业后，派来中国，在宁波传教。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憎恶义和团的暴行，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罢黜慈禧太后。继返美国，寻复来华，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未成，随又去北京。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学）崇实中学第一任校长。
翻译有关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书外，还著有《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人对抗世界》、《中国人之觉醒》等书，并曾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1876年，曾在美驻宁波领事馆工作的丁韪良（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组织同文馆的学生联芳、庆常等人翻译了一部西方国际法著作——《星轺指掌》，这是中国近代引入的第一部叙述外交制度的专著。
丁韪良与中国近代教育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1850－1916，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丁韪良创办北京崇实中学（即当今的北京21中学），并在1865-1885年任该校校长。
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
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他亲自参与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此后他从宁波转到了北京，在那儿传教并开办学校。
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下厨房时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丁韪良的学术贡献还表现在“双向译介”上，一方面他向中国输入西方知识，一方面也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前者主要有《天道溯原》、《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富国策》、《西学考略》、 《性学举隅》、《天道合校》等；后者主要有《翰林集》、《中国的传说与诗歌》、《北京被围目击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丁的这种双向译介，涉及语言学、国际法、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宗教心理学、历史、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若把丁韪良一生的译作、著作、论文、书信汇总，出一个全集，恐怕数量会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出版了中文的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
丁韪良早年在宁波期间，常在城内长老教会举行晚间聚会并讲道。后来他把这一系列的讲道汇集成书，名为《天道溯原》。该书努力尝试将儒家道德伦理与基督教思想相融合，辩说两者并行不悖，劝人相信耶稣；又抨击佛教教义和修行方法，特别对偶像、菩萨崇拜，大加挞伐。这本书是丁韪良藉儒教思想传达基督教信息，其目标以高层人士为对象，然后再由他们影响民众接受福音。丁韪良在担任美国代表团译员，以及后来在北京工作时，都尽量把此书赠送给清政府高级官员。《天道溯原》出版后广受欢迎，自1854年至1912年间，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该书也成为新到中国的宣教士语言教材的一部份，不但为长老会，也为其他教会所使用。在1907年“广学会”纪念基督教来华100周年所举办的投票评选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可被视为系列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记述他在华45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的各类人 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生活，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而1907年出版的《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则是对前两部书的补充，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 1902至1907年间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以及表达了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丁韪良认为，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强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也就必将能够到来。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6载（1850-1916，期间大约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在宁波宣教十年，先后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30多年，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更熟谙中国的经史子集，能用中文写流畅的文章供中国士大夫阅读。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中西文化的桥梁。作为一个宣教士，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信仰，但因他多年从事教育、翻译等实际工作，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丁韪良同时也是一位饱受非议的宣教士，他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